短短70年间，社会主义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通过矢志不渝的探索和奋斗，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左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与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过程不同，和平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特点。中国没有对外发动任何侵略战争，没有掠夺他国资源，却在人类历史上用很短的时间实现了中国人民福祉的极大提高，实现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和平发展。
回顾世界近现代史，西方列强崛起的过程伴随着动荡与战争，充斥着暴力与血腥。从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经常处于战争状态，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在战争过程中，一些欧洲国家提升了军事实力、科技实力、战争动员能力，而其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则为本国创造了有庞大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来源的国际市场。这些国家通过战争与殖民攫取了工业化所需的“第一桶金”。在欧洲，16世纪的西班牙和19世纪的英国都是全球性殖民帝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霸权；在这两大帝国的兴衰史中，折射着资本主义的侵略史和掠夺史、被侵略地区人民的血泪史和抗争史。在美洲大陆，美国用战争获取了大片土地和丰富资源。美国还大规模驱逐印第安人，建立所谓印第安人保留地，许多印第安人惨遭杀戮，白人殖民者获取大量资源和财富。19世纪中后期，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国家对海外原料产地和市场的争夺。由于非洲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新兴殖民国家纷纷加入对非洲的争夺，19世纪末，欧洲列强基本完成对非洲的瓜分。
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国过去70年所取得的成就实属不易：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是按市场价格买来的；中国产品是根据国际合同卖出去的；中国还是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一切资源都靠自己发掘或与外国等价交换，所以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是高昂的。中国和平发展要妥善处理好同西方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自己国内消化和处理大国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西方国家曾经把殖民扩张作为“化解”国内矛盾的一种方式。而中国今天的发展，则需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本土人口只有1000多万，比今天中国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还少。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如今的中国，已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在如此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不依靠对外侵略和掠夺，不牺牲他国利益，而是凭借智慧和勤劳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并且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毫无疑问，中国和平发展的辉煌成就，堪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那么，中国的和平发展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中国人的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对世界的未来又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第一，制度条件
一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是彼此关联的，内政决定外交，外交服务于内政。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外部实现形式。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不懈追求。这已经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意志，转化为国家发展规划和大政方针，落实在中国发展进程的广泛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和平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这与西方“部分利益党”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统筹中国的和平发展，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梦，中国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顺风车”，实现共同发展，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带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从土地改革到妇女解放，从普及教育到基本医疗保障，从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计划规划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到独立的国防和科技体系的确立，等等，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使中国的决策过程和政策内容更能体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中国经济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为中国飞速发展的城镇化奠定了基础。中国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能力和宏观整合能力保障了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和平发展的巨大成功，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的固化认识，也突破了西方制度的僵化模式，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第二，时代定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大业。之后不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以全球的视野和历史的眼光，客观分析国内外大势，把时代主题调整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多次指出，过去我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现在看来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维护世界和平与谋求发展已成为世界主要潮流。
基于这样的定位，确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并一步一步地加以落实。站在接续历史新的更高起点上，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我们坚定不移打开国门搞建设；我们不走当年西方对外扩张殖民掠夺资源的老路，而是走全方位开放合作共赢的新路；我们通过全球生产要素流动这种和平方式来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要素，同时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在“和平与发展”的定位下，中国推进的各项改革开放政策和发展举措，大大促进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发展和进步。今天，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各种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准确定位时代的能力展现了中国治国理政的独特智慧，使我们能够继续认清时代特征，紧跟时代大潮，顺势而为，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合作共赢
中国不输出革命，不输出意识形态，不搞军备竞赛，不干涉他国内政，不搞“价值观外交”。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超越非友即敌、结盟或对抗的冷战零和思维，走合作共赢之路，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体制，极大地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流动，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也使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通过公平贸易，享受到中国和平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中国通过合作共赢的发展，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叉与融合关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从而降低了大国军事对抗的风险，也促进形成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格局。
今天，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智慧，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并引导世界走上合作共赢之路。以中国经济今天的体量，以发展中国家今天整体发展的速度，以合作共赢理念所得到的广泛支持程度来看，尽管当今世界受到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挑战，但以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
第四，趋利避害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回望这些年西方推动的全球化，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包含了所谓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等。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中国应该顺势而为。全球化当然也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将给人民带来福祉，处理得不好，会带来灾难，甚至中断中国的发展进程。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采取了趋利避害的立场。
中国明确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全球化，而非政治全球化。中国不仅不放弃社会主义，而且还用社会主义的优势来驾驭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使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脱颖而出，使中国百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相比之下，许多国家拥抱了全球化，却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危机，往往不是他们“利用”外资，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被外国资本控制，甚至百姓财富被外国资本的金融大鳄洗劫一空。更有一些国家“一失足成千古恨”，陷入分裂和战乱。
中国主张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国情，守住底线，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对互联网革命，也采取了大力推动、趋利避害、民生导向的方针，拒绝西方把互联网政治化，使互联网在中国大地上迅猛发展，极大地丰富和方便了人民的生活，也推动中国走在全球新技术革命的前沿。趋利避害的智慧，对于中国进一步实现和平发展，对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并引领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从容应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都具有启示意义。
第五，内涵增长
中国得以和平发展的一个主因是中国坚持走内涵式增长与发展的道路。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国发展面临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但中国立足于通过国内经济、社会、政治改革，不断解放生产力，寻求解决难点和化解矛盾的办法，而不是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输出矛盾、转嫁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不断寻找解决各种难题的中国方案，从而形成一整套内涵式增长的做法，如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城镇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等。
实践证明，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战胜各种挑战的过程。中国正在大力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使中国经济从主要依靠外需拉动转入以内需拉动为主。这种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品市场。内涵式增长和发展有助于我们保持发展定力，有助于我们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国际经贸摩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全球化的实现。
第六，跨越发展
从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来看，新工业革命的出现往往也是竞争加剧、战争频发的时候。以蒸汽机和纺织业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加剧了西方列强之间为资源和市场而展开的争夺和战争。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可以说，中国对工业革命的全方位“补课”是从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大约每10年左右向前迈进一大步，一路追赶。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们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基本完成了以劳动密集型纺织业等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我们大致完成了以电力、内燃机、家用电器、石化工业和基础设施等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随后就直接进入以信息化和通信产业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起初是追赶，现在已经在许多领域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的佼佼者。今天世界正在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现在已进入这场新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
机遇永远只垂青做好准备的人。邓小平早就强调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一直密切跟踪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制定了中长期的战略规划，力求走创新发展之路，这种持续不懈的努力终于产生了“乘数效应”，把中国推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中国之所以注重跨越式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像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和平发展，受到生态、环境、能源等各种条件的制约，中国不可能也不会走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老路，中国只能走创新发展之路，超越旧式的工业化、实现新型工业化。在这个意义上，外部条件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只能是创新发展。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与奋斗之路，但中国人硬是凭着自己的勤劳、智慧、勇气甚至牺牲，使“不可能成为了可能”。可以说，中国跨越式发展的成功也使中国正迅速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种新格局将有利于现有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改革，有利于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七，安全保障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时代的主流，中国仍然处于自己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世界上总有一些国家和一些势力企图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最终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这样的势力不会因为我们和平发展的成功而偃旗息鼓。对此，我们要有底线思维，要有安全保障，要准备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中国和平发展的保障来自我们强大的国防，来自意识形态安全，来自我们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故意挑起各种争端的敌对势力，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底线”和“红线”，这有助于国际社会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避免对中国的意图和原则产生误判。总之，有安全保障的和平发展，才是靠得住的和平发展。中国人这种底线思维和举措将伴随中国和平发展的整个进程，也将伴随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个过程。
第八，文明基因
中国人民珍爱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多数时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百倍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的船队规模，但当时的中国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没有对外扩张和殖民。中国人的古训是“国虽大，好战必亡”，认为靠武力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最终是要失败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华民族历来主张“以和为贵”、“天下太平”、“睦邻友邦”等理念。近代的中国又经历了长达百年的西方入侵和民族屈辱，中国人深知强权之可恶、和平之宝贵。也正因为这样，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一直郑重承诺，即使中国强大起来，也不会称霸。中国和平发展成功的各项原因背后都有中华文明智慧的光芒，都是我们文明基因与现代精神的结合。我们的文明传承通过改革开放而激活，成为中国智慧的重要源泉。
（作者：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
来源：《求是》2019年第5期
